摘要

      为瓦解孙传芳在上海的统治，中共联合国民党左派及工商学团体发动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但因团结革命阵营、协调各方等现实考量，中共并未争取起义领导权，而是寄希望于钮永建、虞洽卿等人，导致起义失败。针对革命阵营在此次起义中暴露出的诸多问题，中共及时总结经验，调整斗争策略，努力领导工人“做暴动的专门家”。在此基础上，中共充分发挥组织与群众优势，领导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成为中共领导武装斗争和开展军事工作的重要起点。

本文作者：张仰亮（做爱自拍 暨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教授）

      1926年7月北伐开始后，中共联合国民党左派及工商学团体发动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意在使上海脱离孙传芳控制。此次起义是在准备工作很不充分、时机极不成熟、大部分工人并没有组织起来的情况下仓促发动的，所以很快遭到失败，但它为中共军事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相关研究多从整体上考察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且对后两次起义着墨更多；也有学者专门考察第一次武装起义的失败责任，驳斥共产国际远东局认为起义过分依赖商人而贻误战机的观点；还有学者从长时段考察中共早期军事斗争的策略演变，为理解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提供了背景参考。虽然既有研究注意到第一次武装起义在中共军事史上的重要地位，却未能深入论述此次起义失败对中共军事工作的影响。事实上，中共从起义失败中吸取教训，迅速调整斗争策略，最终取得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体现了策略与实践的联动性和交互性。基于此，本文拟梳理北伐前后中共在上海军事斗争的酝酿与发动过程，分析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的复杂原因及其对中共军事工作的影响，以期深化对中共早期军事斗争史的认识。

一、中共对上海军事斗争的酝酿与初步实施

      建党之初，中共受苏俄“先党后军”经验的影响，把工作重心放在组织宣传和开展群众运动上，对军事工作关注较少。1925年8月2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就中共军事工作指出，五卅运动后国民革命运动呈减弱趋势，这意味着革命阵营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将更加激烈，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开始受到重视；中共中央及大的地方委员会应成立特别军事部，具体领导和实现党所承担的军事任务，并由有威望的成员担任领导。根据这一指示，中共中央自9月起筹组秘密的军事部，但相关人员身兼数职，难以专注此项工作，筹备进程比较缓慢，直至1926年初中央军事部才正式成立并开展工作。

      随着北方政局的持续恶化，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企图进一步分裂国民运动，中共逐渐认识到，军阀问题的根本解决“始终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1926年2月，中共研判北方时局后提出：“自‘五卅’以后，中国的潮流已渐由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而近于开始准备武装群众的时期”，应部署党的军事工作。三一八惨案让中共更加坚定了以战争手段解决军阀问题的认识，进而转向开展地方政治运动与军事工作。4月，瞿秋白指出，国民革命已呈“由扩大而深入，由渐进潜变而猛发突变的趋势”，现时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准备革命战争、求于最短期间推翻中国现在的统治”。中央秘书部主任王若飞亦赞同瞿秋白的观点，认为中共“目前在政治上的主要责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并“推进全国民众运动更广阔的发展”。通过支持北伐彻底解决军阀问题的主张，在中共内部逐渐占据上风。

      上海是近代中国的工商业中心，也是北伐军重点夺取的目标。随着党内北伐呼声渐高，中共上海区委明确“上海军事工作非常重要”，并筹划成立军事特别委员会。为统一领导上海地方政治运动与军事工作，自1926年6月起，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成员与中共领导人定期在沪召开联席会议。与此同时，上海区委也在推进工人自卫团和自卫军的建设。自卫团以“保护自己”和“保护会场”为主要任务；自卫军作为“党的基本队”，主要承担保护工会和“打走狗、工贼”等任务，每个部委配置手枪1把和少量沙袋，队员可进行打拳训练。不过，让工人武装保持长时间的斗争热情并不容易，需要进一步明确其近期的斗争目标，上海区委遂萌生了以小规模武装暴动推动工人武装建设并逐步瓦解军阀势力的想法。为此，上海总工会拨款130元，组织自卫团650人、自卫军40人，并派专人负责“试验小暴动”工作。上海区委解释此举是为应对上海的特殊环境，但这一主张并未得到中共中央的认可，王若飞直言“以后须注重军器教授，上海还谈不到暴动”。因此，上海区委武装暴动的想法仍停留在酝酿阶段，并未付诸实践。

      最初，陈独秀对北伐持审慎态度，担心如果民众“误认北伐是推翻军阀解放人民之唯一无二的希望，遂至坐待北伐军之到来，自己不努力进行革命工作”，将使革命处于被动局面，强调通过地方政治运动和组织工农群众逐步瓦解军阀势力，而非单纯依赖军事冒险。虽然地方政治运动与武装暴动的目标与北伐一致，即反帝反封建，但二者的性质与发展阶段不同。武装暴动是地方政治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高级表现形式，影响力更大、斗争更加彻底，但因其组织复杂，地方党组织必须做好扎实细致的准备工作。7月12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四届三次扩大会议，强调军事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要求各地党组织重视“获得有条理的准备武装暴动的经验的意义”。由于武装暴动的发动有赖于地方政治运动的深入开展，因此，会议明确“今后上海区须特别注意作上海的地方政治运动”，使上海“日渐革命化”。

      在上海，中共以相对温和的市民自治运动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此举既便于联合各革命阶级，又能规避华界和租界当局的压迫。鉴于上海具备一定的现实条件和历史基础，国共双方领导人据此判断市民自治运动“有实现之可能”。上海区委随即部署发起市民自治运动，并且将工作重心放在组织联合战线上。

      上海区委与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共同发起市民自治运动，后者实际受上海区委领导，“在一般民众的心目中上海特别市党部等于C.P.”。为凝聚各方力量，上海区委负责人重点联合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淞沪商埠会办的虞洽卿。他在上海绅商界人脉广泛，而且掌握着武器精良、战斗力较强的商团武装。经过努力，联合虞洽卿取得了进展。罗亦农、汪寿华、林钧等以上海总工会或上海学联名义，与虞洽卿进行多次谈话。虞洽卿对共同发起市民自治运动等事与他们的意见“无甚区别”，表现出合作意愿，希望“夺取商总联会后，形成一个全上海中小商人各帮各业的总组织，而且为首领，进一步掌握全上海的市政权”。虞洽卿愿意参与此事，支持革命阵营发起市民自治运动，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反抗孙传芳的政治打压。1925年10月，孙传芳取代奉系接管上海后，虞洽卿被迫辞去淞沪商埠会办一职；1926年7月，上海总商会改选，他落选会长，支持虞洽卿的商人保卫团亦有可能被孙传芳强行解散，二人矛盾趋于表面化。二是长期的政治投机。虞洽卿在南北阵营对抗中站队广州国民政府，支持闸北商会会长王晓籁于1926年夏代表上海商界赴粤考察新政，并与广州国民政府建立联系。

      因虞洽卿对市民自治运动态度积极，中共有意深化双方合作。9月10日，汪寿华再次与虞洽卿会面，二人很快谈及市民政府这一核心议题。汪寿华流露出支持由虞洽卿领衔成立市民政府的想法，虞洽卿欣然接受。当时上海许多商界领袖同情国民革命军，南京路商联会会长余华龙等甚至还加入了国民党。对于领导权问题，上海区委态度较为隐晦，认为无产阶级应避免争取领导权，“如果无产阶级要急于来领导革命，必引起帝（国）主（义）害怕，而大进攻，而大屠杀”。上海区委除重点联合商界领袖外，还安排杨贤江、沈雁冰、丁晓先等知识分子党员，与各大学同志会核心成员朱经农、郭任远等建立联系。各大学同志会许多成员对参与市民自治运动的态度同样积极，愿意和共产党人合作，其初衷是在北伐形势下最大程度维护本团体的利益。

为配合北伐军行动，中共中央要求上海区委以市民自治运动发展反抗军阀统治的联合战线。为推动上海各阶层、各团体的联动，上海区委筹划成立公开的市民组织——市民协会，旨在“建大联合战线”和“做大运动”。但是，围绕联合战线的组建方式，上海区委领导人出现不同意见。汪寿华力主“公开的市民协会应即成立，可先叫全部国民党员及我们灰色同志都加入”；青年团上海地委书记贺昌则认为，“市民协会无论如何是孤立的，我意可先组织工商学联合会，或即恢复旧的”；罗亦农不完全认同汪寿华与贺昌的主张，表示“工商学联合会如果现在组织起来，徒靠我们去奔走出来的，仍不免为赤化机关。市民协会现在也不能成立”，否则“要蹈过去赤化孤立的覆辙”。上海区委主席团讨论后决定先成立市民自治运动领导机构——市民运动委员会，由委员会成员接洽各方，待时机成熟再组建市民协会。9月20日，上海区委成立市民运动委员会，罗亦农任主任，各外围组织党团书记为委员，实现了区委内部联动。此外，上海区委还注意上下级党组织的相互协同，计划成立区委、部委两级市民运动委员会，协调党内各团体的行动，为将来成立公开的市民组织做准备。

8月30日，北伐军占领贺胜桥并击溃吴佩孚主力。这一胜利极大鼓舞了正因组建全市性市民协会进展缓慢而对革命前景不无焦虑的上海区委领导人，上海区委遂将武装暴动提升到与市民自治运动同等重要的位置。罗亦农认为，新形势下上海区委应致力于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民众应速起谋自治”，具体办法是联合学生、工人与中小资产阶级“召集国民会议”；二是“上海地方非有一次民众暴动不可”，以后“要特别注意军事工作”。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驻上海代表维经斯基也加强了对上海军事工作的指导，认为上海军事工作中存在“很多严重缺点”，“不是全党在进行工作，而只是一些部门”。中共中央于9月24日向各地党组织发出通告，旨在理顺地方“军事组织系统及与党的关系”，要求“军委主任应由该地党委员会之一委员任之，并参加党主席团会议”，“军事特派员应与党书记发生密切关系，并商量工作”。在北伐形势的有力推动下，中共开始重视在上海发动武装暴动问题。

      与此同时，广州国民政府也非常关注上海军事工作，这为中共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了契机。9月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派钮永建、吴稚晖、侯绍裘（共产党员）等组成江苏特务委员会，赴沪领导国民革命，并指定国民革命军司令部总参议钮永建，以广州国民党中央驻沪特派员的身份主持工作。此外，为躲避孙传芳的注意，广州国民政府还让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北京分会负责与浙江省省长夏超的代表取得联系，并决议“如到相当时机，夏超能毅然举义，当予以军长名义”。时机成熟后，钮永建先行抵达杭州，直接与夏超商量“实行政变反对孙传芳”的具体事宜；后又赴沪，在法租界环龙路志丰里5号设立办事机关，“开始在上海发动破坏孙传芳后方的工作”。

      钮永建等遵照广州国民政府的“意旨”，在长江一带开展瓦解北洋军阀、招降军阀将领、策应北伐军的工作。钮永建抵沪后欲借上海总工会的力量增强实力，中共则常以上海总工会或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名义与其联络，“一起开会决定发动武装起义”。上海革命形势有了“新的发展方向”，即通过发动武装起义推动革命工作。由于钮永建坚持把工作重点“转到了靠武装力量搞纯军事政变的方面”，以致于“无论工人还是商人都没有可能宣布政治罢工”。因此，在陈独秀看来，“那就只有单纯军事斗争的一种可能。要取得军事斗争的胜利必须有有利的环境和一定数量的军事力量”。此后，国共两党在上海工作的重心就从市民自治运动逐渐转向武装暴动。

二、第一次武装起义的发动与各方态度

      局势动荡之际，上海民众的平静生活被谣言打破，各阶层政治分化加剧。10月，“江西战争，孙氏不利，陈调元不可靠，夏超有独立之说”等消息不胫而走，对上海政局产生很大影响。孙传芳也刻意制造社会恐慌，以“高压手段来封闭沪、赣等处党部，拘捕党员”；淞沪警察厅厅长严春阳对群众集会严加防范，导致“大商人、小商人、大学教授均恐惧”，不敢与上海总工会、上海学联充分合作。此外，商界态度还受北伐形势影响，10月前后北伐军进攻南昌等地受阻，虞洽卿“大有犹豫欲待之意”，商人亦陷入恐慌状态，联合战线内部分歧迅速凸显。

      根据中共中央要求，上海区委计划借万县惨案发起市民大会，并于10月11日组织政治罢工，以顺势推动武装起义、瓦解孙传芳在沪统治。但是，以虞洽卿为首的商人领袖对上海总工会提出的政治罢工犹疑不决，称“上海无产阶级还没有做好这种发动的准备”，主张缩小罢工范围，“只限于一些主要部门，如电厂、装卸工等的罢工就够了”。此时虞洽卿等并不信任受中共影响的上海总工会，对其领导的政治罢工也“时时动摇与畏缩”，既“想利用工人罢工助他们取得政权”，又“不愿工人有武装的组织和暴动”。在他们看来，夺权应该走上层路线，先与孙传芳驻沪军队上层进行协商，仅在协商不成时才“请求罢工”，以致有中共党员埋怨商人“怕工人武装比怕火还厉害”。此外，由于形势不明朗，虞洽卿等商人对以军事手段夺取上海亦顾虑重重，不敢公开反对孙传芳，反而在蒋介石与孙传芳之间居中调和，呼吁双方“即日宣布停战，划地缓冲，然后公议善后”。不过，急于打开北伐局面的蒋介石并未接受这一和平请求，国共两党遂选择继续筹备武装起义，等待起义时机成熟。

      10月10日，北伐军攻占武昌，“影响所及，东南震动”，这为国共双方在沪发动武装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认为“我军进行甚形顺利”，主张“领导民众实行上海自治”。中共对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发动武装暴动持乐观态度。上海区委明确表示：“上海地方空虚，一个相当的武装暴动实可以推翻孙传芳在上海的统治。”更加重要的是，随后夏超的独立让武装暴动的时机日渐成熟。孙传芳在浙江兵力有限，而与其不睦的夏超掌控着有一个师兵力的浙江省保安队，欲借北伐军攻克武昌之机“决然反孙”。16日，夏超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18军军长，率保安队进攻上海。国共两党随即进行部署，计划与夏超所部里应外合攻取上海。

      由于夏超独立，且“孙传芳军队大部调往江西，后方空虚”，中共中央与上海区委判断发动武装起义的时机已到，要求上海总工会立即筹备起义。上海总工会计划“待夏超的军队向松江进军时开始发动，以本会的工人纠察队为基础，与国民党的钮永建合作，袭击高昌庙，占领龙华后再占领上海”。因商界领袖对起义态度摇摆，上海区委的联合重点由虞洽卿转向钮永建，希望钮永建的武装在起义中充当主力。钮永建曾任松江军政府都督，与上海各界头面人物多有交往，他来沪后以中西女塾国文教员身份活动，很快联络上了杜月笙、黄金荣等帮会首领。但是，钮永建迟至夏超独立后才依靠帮会组织自己的武装，准备本就不足，所以他希望通过和第76旅李宝章、驻沪海军及淞沪警察厅的谈判，争取他们“站在国民政府方面来”。尽管上海区委“作出了必须发动起义的决定”，但钮永建以“没有准备好”为由推迟起义时间，上海区委对此作了妥协，由此可知中共在武装起义中仍处于辅助地位。

      不仅钮永建的起义武装准备不足，中共自身亦是如此。虽然上海区委一直注重工人自卫团、自卫军建设，却因训练时断时续、不够系统，此时这些武装并“不可用”。于是，上海区委紧急重启工人武装建设，但为团结各方力量、减少商人领袖的猜疑，仅动员了“浦东码头、南市电器、电车等”部分工人参与政治罢工和武装暴动。不过，上海总工会的群众基础只涉及纺织工业，在码头、电车、电器等“对于政治发动具有决定意义的部门中”几乎没有影响力。直到10月份，上海区委才在这些关键部门的工人中建立联系和成立党组织，动员党员和积极分子参与起义，开始“有了立足点”。例如，中共法电支部动员法电和华商电气公司20余人参加起义；新成立的中共上海电力公司支部新发展党员67人，带动七八十名工人参加起义。上海区委在起义前夕临时动员关键部门的工人，导致起义工人的政治觉悟与军事素养参差不齐。

       综合对比双方的武器装备、实战经验等影响作战结果的诸要素，孙传芳一方的实力更胜一筹。孙传芳仅在上海就部署了大量军警，“步兵一千、警察二千、内河小军舰二艘”，上海周边还有随时可以抵沪支援的李宝章第76旅。相较之下，革命阵营的武装则显得力量较弱，听命于虞洽卿的“五百人的武装商团”虽有一定战斗力，但他们对参加起义信心不足；钮永建临时拼凑的“三千六百人的流氓队伍”，组织颇为松散，实为乌合之众；而上海区委领导下的工人武装，仅“有一百三十人的武装和二千没有武装的战斗队伍”。究其原因，上海区委不仅对工人武装缺乏系统有效的训练，还面临枪械奇缺、经费拮据等困境。从10月中旬开始，上海区委才派杨尚昆等在南市的一处仓库里集中训练工人武装，向队员讲授“武装起义的意义和目的”，同时由黄埔军校毕业的共产党员“讲武器使用和战术动作”。据统计，上海总工会在夏超独立时只有22支手枪可以使用，直至武装起义前夕才勉强从钮永建处“得了一万元，购买了一百支毛瑟枪”，以致于“工人纠察队没有一个人能够好好地去认识这些枪械”。

       就在各方加紧筹备起义之际，围绕未来上海政权主导权的分歧也渐趋明显。10月17日，上海区委判断，“浙江既有变动，江西又未得手，孙传芳已难免失败，在奉军未南下之前，上海实有推翻军阀统治之必要与可能”，目的是“实现一个相当意义的资产阶级式自治市政府”，策略是推动国民党左派与商人合作，使上海“成为缓冲局面”，并明确将政权交给商人主导的上海和平维持会（又称“上海保安委员会”），即组织商人政府。但是，担任国民党中央江苏特务委员会委员的钮永建和吴稚晖等对此心存不满。吴稚晖反对“地方自治口号”，主张由钮永建“握总政权”，理由是政权问题“国民党必出面”。钮永建亦忌讳商人主导政权，提出“需要联合工人发动运动，成功后国民政府自然会保护工人，只是不希望非国民党籍的商人参加政权”。同样，上海商界领袖对国民党执掌政权也心存戒心，虞洽卿表示此次运动是“工商两界进行合作，并不重视国民党”。

      为缓和这种局面，上海区委提出折中方案，即市民自治运动应保持中立，不举国民党的旗帜，“在上海的发动中起带头作用的应当是资产阶级”。这一方案勉强获得各方同意。一是由商界领袖主导、工商学团体共同参与的上海和平维持会执掌政权；二是武装暴动的发起和准备工作的整个领导权由虞洽卿转到钮永建。上海区委遇到军事问题联系钮永建，与虞洽卿只谈政治问题。由此可见，此次暴动的中心人物是钮永建，其组织的帮会武装是起义主力，各类计划亦由其策划决定。但是，起义筹备中“发生了许多的困难”，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谁也不愿意服从谁”，“自己独立领导自己的力量”，也“没有规定一致的行动计划”。最终，革命阵营仅维持松散的联合战线关系，既没有统一的军事指挥系统，也没有翔实的起义计划，这给中共开展军事工作带来 诸多不便。

      在中共方面，此次起义由中央直接指导、上海区委具体负责。中共中央领导人分工较为明确，陈独秀负总责但“不参加江浙皖区委的会议与活动”，彭述之“经常出席这些会议”，瞿秋白“全副精力集中在与共产国际代表们的联络”。除彭述之外，王若飞也代表中央参加起义的准备和善后处理工作。为筹备起义，10月15日至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委员、中共中央执委会委员与上海区委书记多次召开联席会议，讨论起义人数等问题。虽然三方在起义的筹备工作中相互配合，但对起义的具体做法仍存在不同意见。陈独秀主张“不要求上海全体无产阶级参加政治罢工，而仅限于举行装卸工、电车工和邮电工人的罢工以及电厂的罢工”；共产国际代表拉菲斯则反对“不要太突出工人”的主张，强调要重视工人在暴动中的作用。陈独秀、彭述之未采纳拉菲斯的建议，解释说“目前组织上没有力量来发动这场斗争”。显然，他们并未充分认识到工人在起义中的重要性，仅将其视为辅助力量。此外，因顾虑租界当局干涉，中共甚至没有向普通群众宣布起义计划。这意味着第一次武装起义更偏向于秘密军事行动，工人群众的参与度比较低。

      按照国共双方的设想，参加武装起义的力量分为4类：一是130人的工人武装，二是500人的钮永建“流氓”武装，三是“同钮永建发生关系的孙传芳的海军”，四是500人的商团武装，上海总工会领导的2000人工人纠察队是没有武装的后备军。10月19日，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明确李震瀛是此次起义中共方面的秘密总指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是区委秘密接洽人；行动范围为制造局、闸北、南市和浦东四地，这些都是维持上海当局正常运转的关键区域。中共认为，“停在高昌庙的兵舰有我们的同志，陆地也有相当部署，希望以少数人冒险发动一下，可以使动摇的北方军队溃败或归降”。为创造起义条件，上海总工会自20日起派两组铁路工人分赴镇江、高镜庙执行破路任务，23日清晨镇江段铁路发生“翻车”事故，交通“断绝了3天”。

      就在中共积极筹备起义期间，上海革命的主客观条件也在发生变化。起义前夕，上海区委提议“由国民党左派的领袖和商人领袖合力组织临时市政府性质的‘保安委员会’，以直接执行政权”，并就此事与虞洽卿谈判，提出保安委员会的作用为“一旦起义成功就在和平的口号下进行斗争，一旦起义失败就反对镇压”。不过，上海区委的这一主张遭虞洽卿拒绝，因为他“只把希望寄托在军事力量上”，尤其“指望夏超的发动”，对工人起义并不信任。此时虞洽卿自身安全也受到威胁，更加影响他对工人起义的态度。20日，坊间盛传“虞洽卿被捕”。次日，他不得不公开发表《声明书》辟谣，称“绝不预闻任何方面政治关系”。

       10月16日，夏超宣布浙江独立，孙传芳随即调兵增援上海，“部署进驻嘉兴、嘉善、松江”，欲将夏超起义部队“迅速扑灭”。其实，夏超所部17日进攻上海的仅为一个团的兵力，22日即失败，此时李宝章的第76旅已抵沪。本就态度摇摆的虞洽卿等商人从报纸上知道孙传芳部队陆续抵沪、奉军亦至浦口后，态度更加消极。虞洽卿最终临阵退缩，未参加起义，导致起义力量被直接削弱。

      23日晨，陈独秀得知夏超在前线遭遇失败的消息后，建议钮永建“不要发动起义了”，但钮永建不相信，仍说服陈独秀依靠现有武装一搏。陈独秀之所以在起义时机等关键问题上依赖钮永建，一是高估其军事实力，二是轻视工人力量。钮永建则因情报滞后且不准确而误判形势，于23日晚下令24日凌晨3时革命阵营的武装开始暴动。上海区委依此错误判断向武装工人发出了命令，导致中共的起义领导和组织工作比较混乱。24日拂晓，工人武装“分散到各处去”；凌晨5时，中共中央与上海区委得知其他起义力量并未发动后，“决定不要发动起义”，并将命令传达给了“最有组织的队伍”，工人武装主力因此没有行动，但上海区委“组织纠集起来的非工人武装人员”并未获知停止起义的命令。当日，仅有南市斜桥、唐家湾、徐家汇南洋大学及浦东码头工人等少数群体执行了起义计划，展开零星战斗，但很快就被掌握情报的上海军警驱散或逮捕。此外，钮永建24日凌晨3时发出的暴动信号，因“被树林遮着”或“射的不高”，未能被准备起义的海军所接收，海军军舰也没有开炮，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

三、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的原因及其对中共军事工作的影响

      中共发动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有三个目的：一是推翻孙传芳在上海的统治，二是为工人争取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三是展现民众的武装力量。尽管起义失败，但其仍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无产阶级“已经开始准备了暴动”。起义结束后，上海区委认为此次起义“本未动作，只可说是架了一个势子”，中共内部对是否再次发动起义的意见并不一致，相关计划悬而未决。罗亦农早在10月25日就提出“第二次暴动马上可到”；彭述之主张“暴动仍可进行”，“将来局势一变，我们即可为第二次的暴动”；王若飞则持不同意见，认为“目前暂时稳定状况中，不要暴动”。

      虽然发动第二次武装起义的时间尚未确定，但中共围绕再次起义的准备工作已然展开，尤其是总结第一次起义失败的教训。亲临起义指挥一线的罗亦农分析了武装暴动取得胜利的4个必备条件，即孙传芳的部队反戈、夏超率部进攻、民众积极响应和革命阵营做好武装准备，但这4个条件在第一次武装起义发动时都未充分具备，失败也就难以避免了。这一反思较为客观地反映了革命阵营存在的问题。例如，国共两党未能抓住夏超独立的有利时机，起义发动“应在夏超独立第一、二天”为宜，可达里应外合之效，然至23日、24日起义发动时“夏超的力量已难支持”。诚如拉菲斯所言，“这次行动与前线的形势是完全不协调的”，起义“不是发生在夏超发动的时候，而恰恰是在夏超的力量已被击溃和他撤离上海的时候”。此外，革命阵营过于依赖孙传芳部反戈，也影响了各方对起义时机的把握。实际上，由于北伐形势尚不明朗，国共两党开展的策反行动成效不彰，严春阳、李宝章等沪上军警力量对策反一事反应冷淡，仅争取到部分海军官兵的同情和支持。

       相较于客观原因，中共更侧重从自身总结经验教训。罗亦农明确指出，“我们不要责备其他各部分民众，我们应责备工人，工人应该是做暴动的专门家”，其总结可谓一语中的。虽然自北伐伊始中共就意识到军事工作的重要性，但在夏超宣布浙江独立前，上海区委并未真正准备武装暴动，临时发动的部分工人武装和群众，缺乏系统有效的军事训练，战斗力不强。党内不少同志对此颇有微词，中共南市部委有同志觉得“没有好好训练”，“太把人命当儿戏”。枪械奇缺且指挥混乱也是导致起义效果差的重要原因。中共浦东部委表示，我们“器械太少——只十余杆，又不好好分配”，缺乏训练和武器的工人面对疾风骤雨般的革命风暴时难以沉着应战，甚至“一闻枪声，马上就跑”。此外，中共在起义中过于依赖钮永建和虞洽卿，“失却了自己独立的地位”，进而疏于主动备战。

       就深层次原因而言，中共对第一次武装起义性质的认识也不够清晰，甚至党内存在较大分歧。陈独秀在总结起义失败教训时强调，首先应当弄明白“我们是希望举行人民起义还是纯小规模军事发动”。在陈独秀看来，“人民起义”和“军事发动”的概念并不一致，前者规模更大、动员范围更广，而后者则与之相反，且更依赖北伐形势的推动。尽管罗亦农等上海区委领导人倾向于发动“人民起义”，但遭到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反对和制止。彭述之解释说，“应当打消这种念头”，因为“我们这里不会有群众性的起义，我们只是根据前线的形势来发动起义”；陈独秀同样认为“人民大众还没有力量和觉悟来发动政变”。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驻上海代表维经斯基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仅将工人“当作一种技术力量来加以利用”，“整个事情可能成为真正的冒险”。维经斯基的观点显然影响了中共领导人。为此，陈独秀、彭述之等开始改变之前的保守态度，明确“参加下一次发动的力量将是：（1）工人；（2）国民党军事力量；（3）资产阶级”，强调“不要把资产阶级看作先锋队，它将是胜利后的一个政治因素”。这表明中共领导人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意见，开始重视工人在武装起义中的先锋队作用，“要使整个无产阶级都被吸引到行将到来的斗争中”，并为此做好准备。

      中共对军事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陈独秀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这里军事因素起着头等重要的作用。没有军事力量，无论在这里还是在湖南都不可能举行发动”。特别是北伐军向长江中下游地区深入推进后，军事斗争的作用更加突出，这就要求中共必须对军事工作给予应有的重视。上海是北伐军夺取的重要目标，且工人数量最多，中共对上海的军事工作尤其关注。

      上海区委迅速落实中共中央的要求，并调整军事斗争策略，其核心是在新的革命形势下明确军事工作方向与起义准备重点，提出“重心点要改在全体民众的暴动，而不是一部分的军事行动”。罗亦农进一步解释道：“过去我们没有自信力量，这次我们要不客气地以工人为事实上的暴动领导者，去领导国民党、资产阶级起来革命。”换言之，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是没有充分争取工人群众的参与，既没有发动上海工人总同盟罢工配合，也没有动员广大的民众直接参加。为便于组织和领导群众，上海总工会于11月底恢复公开办公，并登报号召全市各工会在5日内一律公开办公，以此动员更多工人加入工会，为起义准备群众力量。截至1927年1月初，上海总工会所属工会组织从起义前的94个增加到187个，产业总工会多达8个，加入者达76245人，其中市政、铁厂、码头、手工业等关键行业均在起义后成立了工会。

      在组织建设方面，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党组织扩大党员规模。上海区委明确发展目标，“没有运动要发展七千（上海五千，外埠两千），如有大运动之后要发展一万”，重点是学生和工人。此后上海区委领导下的党员人数迅速增长，从1926年9月的2065人增至1927年1月的4602人。上海区委通过工会动员与党员发展，加强以工人为基础的组织建设，为后续工人主导的军事斗争积蓄力量。

      针对第一次武装起义缺乏统一指挥机关、组织协调不力的问题，为整合“一切反孙力量”，上海区委决定借市民自治运动成立联合战线组织。11月5日，北伐军攻陷九江的消息传来，上海市民自治运动的声浪再度高涨，就连此前持“反赤”立场的“小军阀、政客、士绅分子亦乘机渗入”，他们见孙传芳大势已去，便想“利用自治之名各遂其私”。14日，沈钧儒等在沪成立苏浙皖三省联合会（以下简称“三省联合会”），提出“反孙”“拒奉鲁军”“江浙军队应赞成人民自治”三大政治目标，其主张与中共“主旨相同”，得到上海区委的支持。上海区委仍希望同步推进市民自治运动与军事斗争，而且“两运动有渐合为一之倾向”，尤其强调“要使军事结合促成自治运动”。上海区委同时判断，短期内市民自治运动“占重要意义”，“至于武装暴动，在技术上仍可准备，但尚难爆发”。12月6日，在三省联合会的基础上，在沪的国共双方领导人联合工商学团体，筹备成立上海特别市市民公会（以下简称“市民公会”），明确其在市政府成立前作为“全上海的最高团体”。市民公会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第一次武装起义前后联合战线存在的组织缺失、指挥协调不力等问题，进一步扩大了联合战线的社会基础。

       中共还着力改进军事领导机构，强化对武装起义的组织筹备与指挥领导。第一次武装起义的失败与军事机构松散相关，“暴动组织者，并无统一的行动计划，并无整个的军事指导，以致未能成功。最坏的便是得不到夏超及江西前线情形的通知，无论资产阶级及共产党都得不到可靠的消息”。起义前，中共中央军事部作用有限，“等于一个空职”，仅有2名工作人员，主要“做些从报纸上搜集军事情报的屑碎工作”。起义后，中共中央着手充实军事机构，特意从广州调来有军事工作经验的周恩来，担任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后担任中央军委书记），同时聚集“一批军事工作同志”，推动中央军事部门“适应于战争的状况”。在地方层面，中共改组上海区委军事机构，将军事工作领导权从上海总工会转移至上海区委，罗亦农不再兼任军委主任。11月16日，上海区委正式组建军事委员会，赵世炎为主任。

      军事领导机构调整完成后，上海区委还加强工人武装的建设，核心是增强其组织力和战斗力。针对第一次武装起义中暴露出的暴动技术不娴熟、训练缺失等问题，上海区委认为，当前“上海的暴动不能爆发，但仍需积极准备，尤其是准备暴动的技术”，并提出“一切同志武装起来”的口号，要求从军事、组织两个方面提高认识和做好准备，不仅“各部委要设立特别训练班”，“部委书记尤需要军事训练”。12月1日，上海区委制定《军事训练大纲》《武装准备及行动规律》等内部文件，前者涉及武器使用、射击时机、战斗开始前的动作、战斗开始时的工作等内容，强调“纪律为团体之命脉，在训练时期，对于各级命令服从，纪律遵守，应当使组员养成惯性”；后者则规定了武装编制、战时各级干部的职务、指挥要领、警戒和巷战要领、攻击前后的动作、决战的形势等内容。为防止被孙传芳等军警力量破坏，上海区委还注意枪械保密工作，规定“枪械的收藏由部委特别负责”。中共还因此次起义失败深化了对起义时机的认识。罗亦农认为，发动起义的重要条件是“不能与北伐军相离太远，如果北伐军还未深入江苏，上海民众武装尚未准备好，如果贸然暴动，必然引起屠杀”。

      除上海工人在军事工作中的地位更加重要且工人武装战斗力提升较快外，浙江、湖南、江西等地的军事工作也得到不同程度的加强。中共杭州地委为迎接北伐军的到来，开始挑选工人纠察队队员进行集中训练。杭州总工会负责人向中共中央军委汇报说，1927年前后杭州总工会下属工人纠察队已有六七千人，每个工厂有10人至100人不等，可为起义做准备。在中共湖南区委领导下，1926年12月14日，湖南全省总工会纠察队总部正式成立，并分批举办训练班，截至1927年4月，共训练6批，每批学员100余人，上午开展军事训练，下午学习政治军事知识，学员回到当地后负责组建地方工人武装纠察队，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1927年2月中旬，北伐军东路军攻占杭州后，上海总工会领导的工人罢工活动越来越活跃，截至2月22日，罢工人数已达36万。此时中共的组织与群众优势已基本具备，但因北伐军未抵达上海近郊，缺乏有力外援，第二次武装起义再次失败。3月20日晚，北伐军东路军进入龙华，与上海工人形成里应外合之势，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上海区委于21日中午12时发动全市总同盟罢工，并迅速转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上海总工会表示：“本总工会领导全沪80万工友一致奋起，响应北伐军，维持上海秩序，拥护上海临时市民革命政府”。起义中，上海区委充分调动工人武装、罢工工人和各阶层群众力量，与敌军激战30个小时，消灭北洋军阀武装3000余人、武装警察2000余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此外，其他地方的工人也积极配合北伐军，如杭州工人在北伐军占领杭州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7年2月16日晨，中共杭州地委命令杭州总工会工人纠察队600余人和起义部队500余人向孙传芳部发起攻击，中午工人纠察队就控制了杭州，起义取得胜利，北伐军进入杭州。

       随着北伐军占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重要军事目标，各方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明显增加，在上海表现得尤为突出。罗亦农指出，上海存在“一市三治”的特殊政治格局，“北伐军决不能解决上海问题”，“上海的问题非市民起来不可”，必须在短时间内把上海“划为中立区，成立自治政府”。虽然这一特殊政治格局为革命提供了难得的政治缝隙，却给市民自治和武装起义带来阻力，租界当局对中共活动渐趋警觉。为保护租界权益，各国列强纷纷加强上海防务并宣布“特别戒严”。同时，国共两党在市民自治运动中的矛盾若隐若现。例如，对于中共将国民党左派视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一事，吴稚晖等表示不满，认为这是对国民党的讥讽，令其颜面尽失。此外，在沪国民党领导人对中共参与地方政权也心生畏惧。吴稚晖认为汪寿华等共产党员在沪谋求于国民党之外“另植一种革命势力”，杨杏佛、吴稚晖等均借口“上海为党军生死关头”，力主北伐军抵沪后由国民党建立政权。由此，国共两党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过程中的分歧日渐加深，为此后双方在工人纠察队、政权归属等问题上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结  语

      通过对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的考察可知，温和的市民自治运动与暴力的武装起义，是北伐时期中共在上海的主要斗争形式，前者是后者的过渡环节和掩护手段，后者是前者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高级表现形式，二者密切联动、适时转化。虽然中共在上海着力组建革命联合战线，以便共同发动起义，但初期联合战线既不稳定又缺乏统一组织，导致起义缺少统一的规划和指挥。中共没有争取起义领导权，而是寄希望于钮永建、虞洽卿，仅动员部分工人武装和群众参加起义，无法有效发挥自身组织与群众优势。就实践而言，担负军事领导责任的钮永建实力不足，重在拉拢帮会势力和策反敌军倒戈；觊觎上海政权的虞洽卿对起义犹豫不决，临阵退缩。此次起义让中共认清二人的软弱性，对其后续军事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5年第5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