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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适性回应”作为新兴领域党建的重要行动逻辑，是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结构性条件下的理性治理策略。作为政党嵌入新兴社会空间的实践载体，新兴领域党建处于政党组织体系与社会空间结构的交汇点，这种独特的结构性定位使其面临多重制度环境的叠加影响，进而对其回应功能的实现形成系统性约束。在此情境下，调适性回应机制既体现了党组织对结构性环境的适应性调整，也彰显了政党治理的实践智慧。

        近年来，上海市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立足超大城市治理特点和规律，不断推进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截至2024年初，全市已构建起多层次、广覆盖的党组织体系，包括新建街区党组织902个，咖啡行业、蔬菜花卉等业缘类党支部94个，网络自媒体、快递外卖等群体类党支部64个，实现对42.74万家市场主体和282.04万特定人群的有效覆盖。作为超大规模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面临城市治理资源稀缺与新兴领域党建复杂性的双重挑战，特别是在《上海市城市更新行动方案（2023-2025年）》实施背景下，城市更新进程既为新兴领域党建创新提供了实践契机，也对提升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和影响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本研究基于对上海市新兴领域党建实践的整体考察，选取H街道、P镇与N镇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分析（见表1）。案例选择兼顾区位差异、资源条件与代表性：H街道位于中心城区，作为上海市“凝聚力”工程的发源地，党建基础扎实且资源充足，其老龄化率超40%的特点使养老便民类社会组织集聚，因而新社会组织党建较为成熟；P镇地处近郊，以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为主导产业，楼宇经济和园区经济发达，新经济组织集中，因而新经济组织党建的基础较为雄厚；N镇作为远郊区域，党建品牌化效应相对较弱，体现了资源约束条件下的实践样态，且在新就业群体党建方面具有一定特色。总体来看，无论是区域分布、产业布局还是党建基础，三个地区都各有侧重，充分体现出案例选择的典型性与代表性。研究团队于2022年8月、2023年6月和2024年9月开展三轮田野调查，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实地考察及持续跟踪等方式对H街道、P镇与N镇的新兴领域党建开展了系统调研，收集资料包括访谈记录、政府文件档案及现场影像等。访谈对象涵盖辖区组织部门干部、街镇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及新兴领域组织负责人、群体代表等多元主体，确保了研究数据的全面性与典型性（见表2）。

表1 调研街镇的基本信息

表2 新兴领域党组织案例的基本概况

       在当前日益异质化、个体化和市场化的流动社会中，特别是在新型职业群体聚集的新兴领域，传统党建逻辑已难以取得实效。面对有限资源供给与冲突制度情境的双重约束，新兴领域党建工作需要立足所在领域的结构性特征，通过组织结构调适、关系情境调适、功能设置调适、机制运行调适等策略，有效化解党建政策落地过程中的各种张力（见图1）。

（一）“平衡术”：以组织结构调适弥合制度张力

       在实践中，新兴领域党建工作与政策文本要求之间存在明显的实施落差，这就决定了党组织和党务工作者不能简单地将党章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机械搬运到实际党建工作中，而必须立足新兴领域的特殊性，通过“摆正自己的位置”来实现精准定位。这一适应性转变的核心在于党组织和党务工作者对党建角色与职责的双重调适。

1.“核心”与“辅助”并行的角色平衡

        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旨在实现党对新兴领域的全面领导，这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举措[22]。在这一治理理念下，新兴领域党组织既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又要注重发挥党建工作的引领性功能。需要强调的是，落实这一政治要求必须讲求方法、原则和策略，避免因简单化执行而引发新兴领域各组织和群体对党建工作的抵触情绪。为此，党组织和党务工作者需要对党建工作的统一性要求进行创造性转化，在坚持根本原则的前提下，使其更符合新兴领域的实际情况，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组织目标。这种“转译”绝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变通，而是基于客观实际对党建工作角色定位的必要调适。通过这种调适，党建工作在实践中呈现出“辅助性”的实践意涵，不仅缓解了外部嵌入可能带来的“水土不服”，也有助于消除相关群体对党建工作的消极态度，最大限度地调和了政治逻辑与经济逻辑之间的张力[23]。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辅助”角色定位绝不意味着将党建工作的地位边缘化，而是通过“强引领、弱控制”的方式，实现党的领导与新兴领域发展的有机统一。

2.“包办”与“转移”并存的职责调适

       在新兴领域党建实践中，虽然党组织内部的职责关系在制度设计上是明确的，但由于缺乏行政权力依托，这种职责关系呈现出明显的松软性特征，存在较大的弹性空间。这种弹性在外力作用时往往会显现出来，特别是在面临新兴领域党建工作“体制化”要求时，党组织和党务工作者往往会通过职责关系的调适来实现“自我解压”。一方面，层级较高的党组织会主动“包办”所属党组织的党建工作。由于新兴领域党委（党总支）在权力结构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掌握更多资源，它们往往通过提供全方位支持，帮助基层党支部克服开展创新性党建活动的困难，进而增强组织内部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党组织书记会积极寻找处理具体党务事务的“好帮手”。虽然吸引“骨干”“能人”担任党组织书记是新兴领域党组织的重要生存策略，但这些人员往往工作职责较重，因此在实践中出现了书记将具体事务“转移”给支委、普通党员甚至非党员群体的现象。正是通过职责关系上的调适，管理层担任党组织书记的机制才能够成为可能。总的来说，这种职责的调适，是压力体制下的必然产物，也是新兴领域党建在特定环境中的理性选择，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

（二）“做工作”：以关系情境调适提升动员效力

       在新兴领域党建实践中，协商机制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形成了独特的“沟通前置”工作模式，即通过经常性的有效沟通，为党建工作扫除障碍。在这一过程中，协商的内容与情境直接影响协商成效。具体而言，在协商内容上，党组织注重回应被动员对象的实际需求，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来激发其参与热情；在协商场景上，党务工作者通过主动构建话语场域，营造有利于党建工作的氛围，形成驱动目标实现的倒逼机制。这种刚柔相济的协商策略，既保持了党建工作的原则性，又体现了工作方法的灵活性，为新兴领域党组织实现动员目标提供了可靠保障。

1.协商内容的“情”与“利”

       由于资源禀赋的先天不足和后天发展局限，许多基础较为薄弱的新兴领域党建工作都面临资源匮乏的困境，加之部分党组织与所在组织存在“资源依赖”关系，导致其难以建立足够的组织权威。在此情境下，单纯依靠理想信念的“感化”或规章制度的“约束”往往不足以实现有效动员，必须借助“情感”与“利益”这一与“异组织”相互“咬合”的润滑剂[24]，以更加柔性的策略开展话语动员。具体而言，其一是情感动员，体现为“前面讲党性，后面讲感情”的工作方法。“情感介入”主要依赖于对两种“情感资源”的挖掘与利用：一是基于地缘、趣缘、业缘、学缘等相对静态的情感纽带形成的个体间的私人关系；二是通过日常非党建事务中的支持帮扶所建立的工具性情感资源。这种情感纽带经过转化可以形成有效的“压力机制”，推动动员目标的实现。其二是利益动员，着眼于回答“党建工作能带来什么好处”这一现实问题。“群众不是天然的政治动物，而是基于生存伦理的动物”[25]，党建工作必须准确把握动员对象的文化背景、价值取向和思维模式等，将政治话语与新兴领域各类组织及群体的实际利益相联结，从具体“好处”出发实现话语“转译”，形成一套世俗化的话语体系，以唤起其党建参与的积极性。

2.协商情境的“收”与“放”

       在新兴领域党建的话语动员实践中，协商情境的建构策略发挥着关键作用。在具体动员过程中，党组织与新兴领域组织代表之间的话语博弈往往因党组织或党务工作者所拥有的“正当性”部分失效而变得尤为激烈，双方甚至不得不展开“情境中的主动权的争夺”[26]。这种争夺主要通过两种情境建构策略实现：其一是情境创设，即通过再生产特定情境形成对被动员对象的“情境逼迫”[27]。例如，P镇E企业党组织在节庆期间组织茶话会等非正式活动，借助祥和的氛围唤起企业高层的情感共鸣，使其难以拒绝党建工作的合理诉求。其二是情境迁移，即当处于表达受限状态时，通过调整情境边界来扭转被动局面。典型案例如党务工作者面对党员发展名额紧张、等待时间长等问题时，将“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一具有弹性空间和成长性特征的标准纳入党员发展考量，从而引导申请人更加注重自身素质的持续提升。这种调适策略既维护了组织行为的正当性，又展现了新兴领域党建工作者在复杂情境中的政治智慧。

（三）“讲实效”：以功能设置调适促进有效融合

      “在阶级性和社会性两者之间，政党更加注重后者可以说是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政党发展的重要特点。”[28]这一趋势在新兴领域党建工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党建工作对象不仅限于党员群体，还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各类非党员行动主体。在此背景下，如何有效提升多元主体对党建工作的认同感并激发其参与热情，已成为增强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实效性的核心议题。

1.党建融入的“公益化”

       组织制度主义视角为理解新兴领域党建提供了重要启示，其核心观点在于“将环境作为适应环境和改变环境的努力过程的产物”[29]。这一理念深刻揭示了党建工作与新兴领域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党建工作的有效性关键在于其功能发挥必须与新兴领域的具体环境相适应。在新兴领域党建实践中，融入成本的最小化、影响范围的扩大化以及党建与发展双促进的效果最优化直接影响党建融入策略选择。由于新兴领域中心业务往往具有专业性和排他性特征，党建元素直接融入存在较高门槛，这使得党建工作主要在精神激励和平台搭建等层面发挥间接性作用。相较之下，将党建融入公益性活动等非业务领域则更具操作性优势，典型案例是中国最大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P镇C公司的实践：该公司党总支巧妙地将党建元素融入企业公益慈善活动，既彰显了党组织“为民服务”的政治本色，又契合了企业形象建设的需求。这种“公益性”元素的强化不仅实现了政党组织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在统一，更有效化解了部分新兴领域组织管理层对党建工作的保留态度。

2.党建活动的“团建化”

       在新兴领域开展党建工作时，若照搬机关、国企、事业单位的传统党建模式，并依靠行政手段简单移植，势必导致“水土不服”现象。为此，采取党建活动“团建化”策略成为实现党建工作“软着陆”的重要途径。“团建”即团队建设，“从一般意义上看，团队建设是指为了实现团队绩效及产出最大化而进行的一系列结构设计及人员激励等团队优化行为”[30]。具体而言，党务工作者一般多借鉴新兴领域组织团建活动增强团队凝聚力的做法，通过形式活泼、内容多样的活动方式，将流行文化、时尚休闲元素与党建内容有机融合。例如，开设插画、茶艺等艺术类课程，组织徒步、登山等户外活动，或安排观影、参观红色景点等文化活动。正如有学者所言，这些活动“与其说是党建活动，不如说倒更像是团建活动”[31]。但这类活动通过巧妙融入党建元素，将思想教育寓于轻松愉悦的活动之中，往往能显著提升党建工作的吸引力和实效性。

（四）“抱团式”：以机制运行调适拓展组织资源

        对于缺乏行政权力依托的新兴领域党建而言，“借力”策略成为其克服外部制约、提升组织效能的重要途径。这种借力策略主要体现为两种形式：行动性借力和结构性借力。行动性借力是指党组织在开展具体工作时，通过整合外部组织的资源优势达成自身目标；而结构性借力则更为深入，是通过组织吸纳等制度性安排，将与党建工作具有互补性的外部力量纳入党建的正式架构之中，从而形成持续稳定的支持体系。

1.从“党建带团建”到“团建促党建”的行动性借力

        党章明确规定党组织应当领导企业共青团、工会、妇联等群团组织，并通过“党建带团建”机制推动群团工作开展。然而，实践调研显示，这一规范要求在实际运作中往往演变为“团建促党建”的特殊样态，具体表现为工会等群团组织承担主要资源供给，以联合名义与党组织共同举办活动。虽然党章赋予党组织领导群团组织的正当性，但关于“联合”的具体边界却相对模糊。党组织在执行“自选动作”时，常选择与工会、妇联等组织合作；这种模式既能完成党建任务，又可借助群团组织扩大党组织的影响力。由于“党建”与“团建”在政治指向与功能服务上存在诸多交叉，若各自独立开展相似活动，反而会增加党员负担。因此，联合举办活动成为新兴领域资源优化配置的理性选择。需要指出的是，“团建促党建”作为党建联建的一种特殊形式，实质上体现了在组织力量不对等的情况下，“强组织”对“弱组织”的职能转移和行动支持。尽管这种从“党建带团建”到“团建促党建”的转变在理论上与党组织的法定地位存在张力，但却是新兴领域党建应对现实压力的务实之举，反映了基层党建工作的实践智慧与创新精神。

2.从“德才兼备”到“作用大小”的结构性借力

        党章规定的党员素养标准虽然是发展党员的基本依据，但调研显示，新兴领域党建中，党员的吸纳标准呈现出一定的策略性转向，即从传统的“德才兼备”标准转变为同时侧重考察其对拓展新兴领域党组织生存空间的“作用大小”。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在发展党员和选拔党组织书记时，优先考虑新兴领域组织一把手、领军人物或管理层人员；二是在评估发展对象时，不仅考察其个人号召力，而且注重其所能带来的“资源”价值。以P镇的C公司为例，该企业高度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不仅设立了专门的公共关系部门负责企业形象建设，还将社会公益支出列入常规预算。基于这一背景，该企业党组织将公关部门行政主管选任为党支部书记，从而有效整合了其掌握的行政资源和人脉网络。这一人事安排既发挥了该主管在企业内部的组织协调优势，又巧妙地将企业社会责任预算等资源导入党建工作，实现了企业公益投入与党组织建设的协同发展。这种实践表明，在新兴领域资源约束条件下，党组织在坚持先进性标准的同时，可以通过策略性吸纳关键岗位人才，从而实现组织资源获取与政治标准把关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