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经过14年浴血奋战，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显示了中华民族捍卫正义、维护和平、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伟力。抗日战争时期，上海长期被日军占领，处于沦陷境地。八一三淞沪战役后，虽然上海未再直接遭受战火侵袭，但在这片土地上蓬勃开展的文化抗战，却谱写了抗日战争历史上光辉的篇章。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从精神力量角度研究上海抗战文化的历史作用和当代价值，对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而不懈奋斗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化战线斗争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作用
将文化纳入抗日战争范围加以审视，既体现中共党史研究的整体观，又凸显文化战线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毛泽东认为干革命一要靠“枪杆子”，二要靠“笔杆子”。他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抗日战争之所以取得伟大胜利，文化战线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文化军队是赢得抗战胜利的重要力量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战争不仅是物质的较量，更是精神的比拼”，“同困难作斗争，是物质的角力，也是精神的对垒”，“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时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侵略者凭什么这么猖狂？他们认为，一是经济比中国发达，中国当时还是被列强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的实力无法与日本抗衡。二是日本军队的武器比中国先进得多，其军队现代化程度也比中国高得多。但是，日本侵略者却遭到了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不仅是军事上、战役上的英勇抗击，而且是全民族各条战线的抗战。其中，文化战线就是一条重要的战线，在抗战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931年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成立的报道
如何认识文化战线的抗战作用？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加以认识。
第一，文化战线的抗战构成了全民族抗战的重要方面。什么叫全民族抗战？就是所有的人、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抗战热情都充分调动起来，都积极投身到抗战洪流中来。从军事战场来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由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部分组成。作为直接的军事较量，战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将士们挥洒热血，战斗在第一线。但战争又并非单纯的军事问题，还包括军队后勤等诸多方面，如粮食、军衣、药品和武器供应等，更包括思想、士气、精神等，这些都关系到战争的胜败。文化战线的抗战正是发挥了这一重要作用，通过丰富多彩的文艺形式广泛宣传抗战，营造出全民族共同抗战的浓厚氛围，为全民族抗战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日本侵略者陷入中国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就是指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斗争无处不在，侵略者在各处均受到打击。毛泽东坚信中国必胜，这份自信根植于全民族抗战的坚实基础，而文化战线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力量支撑作用。
第二，文化战线的抗战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思想动员、社会动员一直是理论研究的重要议题，学者发表的成果很有意义。实际上，中华民族素来有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每当面临国家存亡的危急关头，无需外力动员，便能自发汇聚起强大的凝聚力。鸦片战争以来的历次反侵略战争，中国人民所展现出的英勇抗争精神，便是这一传统的有力证明。即便如此，近代中国又确实存在如何团结一致共同抗敌的问题。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仍深切感受到社会“一盘散沙”的痼疾，其根源在于缺乏将人民有效团结起来的组织力量。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团结一致地进行抗日斗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的正确引领。中国共产党不仅在理论上系统地解决了抗日战争的关键问题，而且在实践中通过高效的组织和动员，成功地构建了全民抗战的核心凝聚力。其次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将全国人民凝聚成一股绳，民族生死危亡的紧迫感则将全体中国人的激情都调动起来。文化战线的抗战一方面体现出文化人抱成一团投身抗日战争的身体力行，另一方面则体现出精神层面上的民众动员，形成全民族抗战的磅礴力量。历史证明，在抗日战争这一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中华儿女的民族意识觉醒和民族精神升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全体中华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社会动员之广泛，民族觉醒之深刻，战斗意志之顽强，必胜信念之坚定，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文化战线的抗战实践，不仅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民族意识觉醒与民族精神升华所达到的历史新高度，更通过凝聚中国人民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提供了决定性支撑。
第三，文化战线的抗战显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软实力。将文化视为国家软实力，标志着人类认识世界的一大飞跃，彰显了人类对精神生产及精神财富创造的深刻认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误的认知：战争胜败只靠硬实力说话，谁的经济发达、武器先进，谁就能获得胜利，似乎文化与战争的胜利毫不相干。西方国家夸大欧洲战场对战争胜利的贡献而轻视中国抗战，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中国经济落后、武器装备简陋的刻板认知。这样认识问题完全是错误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够依靠简陋的武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取得胜利，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强大的精神力量。东北抗联将领杨靖宇以寡敌众，在冰冻严寒的极端气候下率领部队与日军激战数月。杨靖宇英勇牺牲后，日军在解剖其遗体时深感震惊：他的胃中除了难以消化的树皮、草根及棉絮残渣，竟无丝毫粮食踪迹。这样的事例很多，其背后透现的就是强大的精神力量。日本侵略者只是从硬实力上谋战略，从武器优劣上作判断，忽视了软实力的作用，文化战线的抗战产生的精神力量是日本帝国主义无法通过战争获胜的。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就深层次而言，日本帝国主义的最终失败，并非单纯败于中国军队之手，而是败给了坚韧不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日军的侵略气焰十分嚣张，占领了许多中国领土，残杀了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但终究在中国人民的全民族抗战下碰得头破血流，难逃注定失败的命运。抗战文化创造的精神力量是留给中国人民的永恒财富，因此，对文化战线在抗战时期发挥的作用必须加以深刻认识，文化抗战谱写的篇章则应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叙事中占有重要地位。
二、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文化发展的基本情况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掀起抗日救亡运动，到1945年全面抗战取得伟大胜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经14年之久。以开辟最早的战场为开端到战争取得最终的胜利，中国人民从头至尾参与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过程。从总体上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发展经过了几个具有阶段性特征的转变。第一，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转变；第二，从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的转变；第三，从国共两党对立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变；第四，从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到战略进攻的转变。这些转变均对上海的抗战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文化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一是九一八事变后掀起文化救亡运动，二是淞沪抗战后“孤岛”文化的繁荣，三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文化界的坚持抗战。这三个阶段虽然情况不同，斗争的形势不一样，但抗战文化不断发展，文化工作者发挥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作用。
第一个阶段，上海文化发展出现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实现从左翼革命文化向抗战文化的转变。20世纪30年代初以上海为中心开展的革命文化运动，是党领导革命文化工作者与国民党文化“围剿”作斗争的文化运动，在国内阶级矛盾占主要地位的情况下以革命文化反对反动文化的斗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反侵略斗争形势推动上海文化发展转变，上海文化界行动起来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日军占领东北后，9月20日，《申报》发表上海各界反日援侨委员会的宣言指出：“正我国民族生死关头，我国民众当激发伟大民气，合群策群力同御外侮，末日已临其各奋起。”两天后，该会更名为抗日救国委员会。随后，上海各团体代表发布《抗日救国会宣言》，并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市民大会。左联团体积极参加各项活动。12月19日，夏丏尊、周建人、胡愈之、傅东华、叶绍钧等20多名文化界人士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不仅发表了大量宣传抗日的杂文、小说、诗歌、漫画等作品，还通过左联在各大学的盟员，安排著名作家和文化人士走进课堂进行演讲，激发学生们的爱国热情。1935年北京的大学生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的一二·九运动发生后，上海文化界又走在前列，以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实际行动促进了全国抗战文化的深入发展。在上海文化界，以救亡文学、救亡戏剧、救亡电影、救亡音乐等为热点的文化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使全国文化界深受鼓舞，各地纷纷仿效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这些事实表明，从文化战线看，配合抗战开展的活动是从上海最先开始的，而且以其规模和声势对全国产生了带动作用。
第二个阶段，从1937年11月上海沦陷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时因为日本尚未准备好与英法美等国宣战，上海公共租界（不包括虹口、杨树浦两区）和法租界还不归日军统治，形成时人眼中的“孤岛”。上海文化人利用“孤岛”里抗日言论未受完全禁止的条件进行斗争，形成了独特的“孤岛”文化。“孤岛”文化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历史片段。虽然在“孤岛”环境下文化工作者还有一些言论自由，但形势错综复杂，坚持抗日仍然有危险。上海失陷后，大批文化人撤离上海，但留在租界没有撤离的仍然不少，从整个“孤岛”时期来看，包括其间先后离去和相继由外地迁返的，坚持在上海作斗争的著名文化人约有六七十位，这些人成为文化战线抗日斗争的坚守者，对“孤岛”文化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孤岛”文化曾出现繁荣景象，统计资料显示，“孤岛”时期上海出版的各种文艺期刊有150多种，其中文艺期刊90多种，文艺丛刊20多种，文艺副刊40多种，出版的各种文学作品集、单行本150多种。先后出版的各种报刊50多种，其中，党领导下创办的报纸、刊物有10多种，如《华美周刊》《团结》《译报》《每日译报》《公论丛书》《时论丛刊》等等。
《每日译报》编辑部出版的《译报周刊》
第三个阶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也落到日军手里，“孤岛”也不复存在，环境更加险恶，斗争形势更加严峻，文化工作者转入地下坚持抗战。日本侵略者加强对爱国进步文化工作者的镇压，又有不少文化人离开上海，但还有一些人坚持下来。这个阶段，上海抗战文化也有发展，先后出版的文学以及以文学内容为主的期刊、丛刊40多种。从斗争特点看，这个阶段的文化工作者主要是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推行的奴性文化和各种汉奸文化，采取各种文化形式宣传爱国主义。
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在抗日战争中起了强大的支撑作用。上海抗战文化虽然在不同阶段发展情况有所不同，但坚持以文化宣传激励抗战是一致的。上海抗战文化在全国抗战文化发展中具有典型意义，这得益于上海深厚的文化底蕴。主要体现在：第一，近代上海开埠后经济发展领先全国，新闻事业、文化机构、教育都比较发达，成为全国文化中心。第二，各国在上海设立租界，辖区管理权力分割客观上使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第三，大批文化人聚集上海，把上海看作寻求发展的理想之地。很多文化团体和组织集中在上海成立，如创造社、太阳社。著名的文化人如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镜我、王学文，林伯修、洪灵菲、蒋光慈、楼适夷、殷夫等都居住在上海。此外，上海文化在历史上就有“海派文化”之称，其以江南文化（吴越文化）为基础，融合西方文化，具有海纳百川的特点。这些优势使上海文化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使上海成为全国抗战文化的策源地，为全国提供了文化为抗战服务的经验与样板。
三、上海文化团体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和全国一样较长时期处于形势严峻的状况，坚持抗战非常艰难。上海也发生过激战，淞沪抗战就是一次重大战役，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彰显了中国军人殊死抗战的勇气和气概。文化战线上的抗战斗争，虽无炮火硝烟之形，却有血与火洗礼之实，同样伴随着流血牺牲的悲壮抗争。坚持文化战线上的抗战是上海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亮点，上海文化团体以昂扬的斗志向日本侵略者彰显了中国人民不可战胜的力量。
上海抗战文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文化界的高度组织化，文化抗日团体的成立把各种色彩的文化人集拢在反侵略斗争的旗帜下。将文化人凝聚一堂，实属不易。尽管中国文化史上不乏文人结社的先例，但这些团体往往规模有限，且因相互排斥而呈现出门户之见、派系之争的复杂局面，文化人的独立性和门派意识很强，要统一起来较难。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上海文化发展一方面比较繁荣，另一方面文化人相互之间的矛盾也很深，经常发生论战，你批我、我骂你的争斗时有发生。但在抗日战争期间，文化界实现了高度团结，各团体摒除了派别歧见，放弃了门户之争，显示了矛头一致抗日的爱国主义精神。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文化人通过各种方式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团结意识初步显现。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文化人的团结意识进一步得到体现，标志性的事情就是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成立。它不仅从实践上看是一个广泛联合了上海文化人建立的统一战线组织，而且从思想上看也明显表达了克服文化人各思所思、互不相让的涣散状态，形成团结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意识。
当时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的宣言中，检讨了文化界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工作不力，强调“我们现在要先组织自己，用集团的力量，来负担我们时代的任务”。其强调的“集团的力量”，就是表示团结作战的意思。1936年起，上海文化界的动向开始朝着抗日统一战线的方向发展。文化人的争吵戛然而止，门户派别的隔阂被抗日救亡的热浪淹没了。不同政治面貌、不同文化流派、不同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文化人加入同一个救亡组织，联合发表抗日宣言。
1936年6月7日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文艺家协会”提出：“在全民族一致救国的大目标下，文艺上主张不同的作家可以是一条战线上的战友。”同月15日成立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协会”表示：“我们愿意和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一切争取民主自由的斗士热烈地握手。”10月1日，鲁迅、郭沫若、茅盾、郑伯奇、巴金、傅东华、王统照等21人联合发表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中指出：“我们不必强求抗日立场之划一，但主张抗日的力量即刻统一起来。”这些都显示着上海文化人在大敌当前下求同存异的团结意识。
据《申报》1937年8月上旬的统计，七七事变后的一个多月里上海各界先后成立的救亡团体达140多个，其中文化界、教育界居多。文化界成立的抗日救亡团体主要有：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1937年8月）、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1937年7月）、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1937年8月）、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1937年10月）等。这些文化救亡团体成立后开展各项工作，包括组织战地慰问团上前线激励抗战将士、成立救亡演剧队在剧院演出、创办报刊宣传抗日、发表宣言和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参加伤兵救治工作，进行筹款活动等等。文化工作者一致表示要“上文化战线，唤醒同胞，组织同胞，共同为抗敌救国而奋斗”。上海文化团体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使团结抗战形成高度组织化的集体行动。
上海各团体派代表赴前线献旗，鼓励将士英勇杀敌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文化团体一致抗日，充分说明爱国主义精神的凝聚力，充分说明中国人民的伟大民族精神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最高境界。上海文化团体在侵略面前团结在一起，既是爱国主义的民族基因和历史传统作用的结果，也与中国共产党对文化的领导有直接关系。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就发出指示，提出“迅速的、切实的组织抗日统一战线，以扩大救亡运动”，“这种统一战线的名义，可依照各地方的情形来决定，如救亡协会或援助抗战委员会等”，“共产党员应实际上成为各地救亡运动与救亡组织之发起人、宣传者与组织者，以诚恳坦白谦逊之态度与努力工作，取得信仰及这类团体中的领导位置”。从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到中共江苏省委重建后设立文委负责文化工作，上海抗战文化发展过程中都有党的领导发挥的引领作用。潘汉年、胡乔木等领导人以及袁殊、恽逸群、鲁风、关露等共产党人坚持文化战线的斗争，根据抗战形势变化提出正确方针，为抗战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文化界的高度组织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各文化团体的团结抗战意识在党的引领下树立起来，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相融合成为上海文化团体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写照。
四、上海文化人抗战的精神风采
军事战场上，中国抗日将士英勇作战表现出殊死决斗的勇气，文化战线上，上海文化人也表现出与日本侵略者顽强斗争的精神风采。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文化人长期处于恶劣的环境之下，自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期间，国民党政府对上海实施了严苛的统治，文化领域深陷白色恐怖的阴霾之中。上海沦陷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剧了对文化界人士的迫害，频繁制造事端，企图以恐怖氛围窒息反抗之声。“孤岛”时期，进步文化人纷纷转入地下开展隐蔽斗争，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上海的文化人从未停止抗争的脚步，他们以顽强的斗志，彰显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英勇无畏的伟大精神。
在亡国危险当头的情况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传统触动着每一个文化人的神经，爱国主义的精神力量涌动着投身救亡图存运动的热血。上海文化人利用手中的笔、街头演唱的歌曲、舞台演出的剧目、诗人创作的作品、出版的报纸刊物、美术家展览的画，营造了抗战的浓厚氛围，极大地鼓舞了全民抗战的士气。音乐工作者强调：“我们不是为唱歌而唱歌，我们是要为民族解放而唱歌。我们要用唱歌的方法来唤醒民众，组织民众。”戏剧工作者指出：“不论是什么形式的戏，不论是什么派别……都应该一致演出反帝救亡的戏剧，使中国的大众在舞台上看到我们民族的怒吼，激奋起救国的热情，以致推动整个救亡运动的开展。”电影工作者表示，要在“民族危机万分深切的中间，在自己的职业领域内尽一点救亡图存的微劳”。文化战线的各个领域都被充分调动起来，上海文化人以抗战到底的决心展现了报国献身的精神风采。
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
上海文化人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彰显出中华民族大义凛然的浩然正气。抗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采取各种举措控制新闻出版和舆论宣传，不准散播抗战思想，许多文化人受到迫害。1941年12月15日，日本宪兵逮捕了鲁迅夫人许广平，并对她施以鞭挞、电刑等酷刑，试图迫使她透露文化界的情况。然而，许广平忍受拷打坚贞不屈，始终未向敌人透露任何信息，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没有得逞。此后，著名文化人夏丏尊、朱维基、柯灵都先后被日本宪兵拘捕过，备受摧残。即便在严刑拷打的极端困境中，他们依然威武不屈，体现出宁死不屈、誓不投降的钢铁意志。
上海文化人在日本侵略者的威逼下展示出中国人的傲然骨气。日本帝国主义采取各种腐蚀引诱手段以期拉拢上海文化人，曾试图威逼历史学家吕思勉为他们服务遭坚决抵制，吕思勉写下《武士的悲哀》一文，怒斥汉奸认贼作父的卖国嘴脸。京剧大师梅兰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决定留长胡子不为日本人演出。有一次，梅兰芳收到通知，被强制要求去给日本人演出，梅兰芳就找医生给他注射了三支伤寒预防针，连续几天高烧不退，以自残身体的方式抗拒为日伪演戏。梅兰芳的画也很有名，他画的鱼、虾和松树等作品很抢手。日伪举办画展，在梅兰芳的画上写了“汪主席订购”“冈村宁次订购”“送东京展览”。梅兰芳看到后很气愤，立即从展馆的桌子上拿起一把剪刀把自己的画剪碎，以示抗议。这个毁画之举流传全国，受到宋庆龄、郭沫若和何香凝等人的高度赞扬。
上海文化人以顽强毅力冒着生命危险坚持抗日，创作了许多宣传抗日的作品，不仅在当时产生广泛影响，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上成为传世名作。如老舍的《四世同堂》、党员作家于伶的《夜上海》《长夜行》《大明英烈传》及《花溅泪》、郭沫若的《虎符》等等。巴金在抗日战争时期创造了多部有影响的抗战题材作品。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巴金在上海参与创办《呐喊》旬刊（后改名《烽火》），投身文化抗战。上海沦陷后，巴金辗转广州、桂林、重庆等地，目睹日军轰炸造成的惨状，在敌机轰炸与流徙生活中进行创作，他自称是用文字“发散我的热情，宣泄我的悲愤，并且想鼓舞别人的勇气，巩固别人的信仰”。巴金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1940年至1945年创作的《火》《冯文淑》《田惠世》这抗战三部曲。而1931年至1940年完成的激流三部曲中的《春》《秋》两部小说，就是他在“孤岛”时期完成的。在写作时巴金曾遭遇租界当局搜查，还曾将手稿缝入枕头躲避审查。
上海文化抗战的精神风采，成为中国人民英勇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缩影。在文化战线这个不见硝烟但生死拼搏的战场上，上海文化人用鲜血和生命奏响了反侵略斗争的乐章。拿笔的战士与拿枪的战士同在一个战壕，文化抗战与军事抗战相映生辉，共同绘制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丽图景。上海文化人为抗战文化作出的贡献永垂史册，他们的抗战精神熠熠生辉。
五、上海抗战文化
留下建设文化强国的精神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上海抗战文化在国运危急的重大历史关头，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发出时代之声，唤醒人民奋起为祖国而战，留下的精神财富弥足珍贵。
上海的难民所教唱《义勇军进行曲》
上海抗战文化彰显了伟大抗战精神。中国人民用血肉之躯面对侵略者的屠刀，彰显出中华民族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形成了由爱国情怀、民族气节、英雄气概、必胜信念构成的抗战精神。伟大抗战精神谱写了中国人民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反侵略斗争历史，中华儿女人人抱定必死之心前赴后继，成千上万的英雄们在炮火中奋勇前进，在侵略者的屠刀下英勇就义。伟大抗战精神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而且也深深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上海抗战文化是伟大抗战精神在文化领域的生动展现，它诠释了中国人民不畏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强大精神动力。
上海抗战文化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抗日战争作为中共党史的重要历史阶段，有一个很好的实践观察点，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上海抗战文化充分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宣传抗日，如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思想在上海抗战文化中得到鲜明体现，如一些文化工作者以创作历史题材的剧本激励民众抗战，如很多抗日宣传作品采用版画、漫画、民谣等传统文化载体形式产生广泛的影响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上海抗战文化结出的成果，把民族觉醒推向新的高度。
上海抗战文化表明了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坚守。上海抗战文化赓续中华文脉，彰显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坚实存在。鸦片战争后西方文明冲击中华文明，但中华民族始终以传承赓续文脉显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发展韧性和历史耐力，上海抗战文化就是中华文化坚持主体性的证明，彰显了中华文明回应救亡图存挑战的文化主体性和旺盛生命力。“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的自我，坚定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抗战必胜的自信建立在国家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上海抗战文化彰显出的坚定的文化自信，为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提供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强大支撑。
上海抗战文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充分利用好这笔财富，把上海抗战文化精神价值与当代中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相联系，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接续奋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代以来，上海成为国内外观察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重要窗口，现代化城市是它的一张名片。上海也是一块镌刻着红色记忆的革命圣地，具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上海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发源地，也是伟大抗战精神的弘扬地。因此，走在现代化前列是上海肩负的历史担当，建设文化高地也是这座光荣城市的神圣使命。同时，上海抗战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宝贵精神资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上海实践增添了独特的光彩。
党团结带领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党的二十大开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征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题擘画蓝图，作出的全面部署为砥砺奋进指明方向。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目标构成整体性的强国战略，而建设文化强国正是这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自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到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然而，文化领域是否能够实现自己的历史性突破，与经济的快速发展相匹配，成为新时代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国有建设文化强国的显著优势，实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将向世界证明，中华民族不仅拥有创造物质财富的巨大能力，而且也拥有创造精神财富的巨大能力。
上海抗战文化的精神价值给现实以重要启示。第一，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建设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保证。上海抗战文化的发展过程始终贯穿着党的领导，党成立的文委根据形势变化对上海文化抗战工作的指导，对文化工作者坚持斗争起到积极作用。由此可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始终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第二，以先进文化挺立中华民族的脊梁。上海抗战文化代表那个时期的先进文化，以弘扬爱国主义为鲜明特征，为“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作出了历史的诠释。当前中华民族要始终屹立在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就必须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第三，用文化认同凝聚民心实现伟大中国梦。上海抗战文化以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的高度一致促进全民族抗战思想的统一，从而迸发出战无不胜的抗敌力量，使抗日战争的胜利不可阻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以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为必要条件。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国以中华文化认同形成强大凝聚力，使多元文化共处同一个共同体，团结各族人民以推动伟大建设。由此，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中国实践，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大力弘扬上海抗战文化的精神价值，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起建设文化强国的磅礴力量具有现实意义。
（作者系做爱自拍 终身教授、做爱自拍 博士生导师；原文刊载于《上海党史与党建》2025年第4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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